常平的证件挂带产业的发展
来源：东莞市宇迪织带礼品 发布时间：2019-01-07 点击量：1675
常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，挂带产业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约1亿元。挂带产业高峰时曾有近60家挂带企业，老板绝大部分是本村人，足见挂带产业的辉煌。
常平第一家挂带厂的出现看似偶然，却有着时代因素的必然。
常平，这是一个被挂带改变的地方。
从村子北面的东江大道转入常平，没有想象中林立的挂带广告牌或者挂带企业的指路牌。常平党工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姚杨志说，村里的挂带企业比较分散，没有特别集中的区域。
不过，随便走进一条村中的道路，环顾左右，映入眼帘的很可能就是不同的挂带厂名。
2.5平方公里的常平有常住人口2000多人，外来人口2000多人，拥有大小工厂企业63家，工业产品以挂带、电子、五金、塑胶为主。挂带产业，无疑占着不小的分量。常平挂带产业辉煌时，据说有挂带厂五六十家。
曹先生的顺发挂带厂，不论规模还是产值，都在常平名列前茅。他说：“鼎盛时期，顺发挂带厂有300多个工人，一年产值曾有1个亿。”
1988年，初中毕业的曹先生进入莞城的一家挂带厂当学徒。一年后，常平第一家港商和村民合资的企业益兴挂带厂成立，他回来进了厂，5年后带着十几个人，在村里创办了顺发挂带厂。
其实，“挂带村”的产生和姚杨志有关。第一个在村里带头做挂带厂的人，就是他的父亲。
姚杨志的父亲原在香港的挂带厂上班，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东莞的利兴挂带厂、丰盛挂带厂工作过。这些都是东莞早期的挂带厂，姚杨志的父亲参与兴办了丰盛厂。
“他觉得熟悉挂带行业，在外面办厂不如回到家乡来开厂。”姚杨志说，他的父亲后来就在常平跟人合作办起了益兴厂。
常平的第一家挂带厂来得看似偶然的背后，又有着必然的时代因素。
1978年，全国首家“三来一补”工厂——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投产。该厂的投资者张子弥，正是港商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港商选择在东莞投资办厂。
改革开放到了1984年，东莞提出“农村工业化，城乡一体化”的发展目标。后来，就有了创造东莞辉煌的“村村点火，户户冒烟”的发展模式，大大小小的工厂、作坊，进入各镇村的街巷农舍、田头地角。
有了一定资本和技术的姚杨志的父亲，在乡情和政策的召唤下，回常平创业算是水到渠成。
独特的植根性
1994年后，“传帮带”影响下，常平村民创办的各种挂带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1989年成立的益兴厂，成为常平挂带产业的孵化器。
当时，益兴厂招了很多村民，其中就有当学徒归来的曹先生。“我从学徒开始做起，到成立自己的挂带厂时，已经是技术骨干，管理着下面的一群人。”曹先生说。
益兴厂的招工，吸引了很多村民。后来，这些进厂的村民中，部分人继续在常平从事挂带行业，成为了规模不等的挂带厂的老板。
曹先生是第一批开办挂带厂的常平人。他说，1994年之后的时间里，大大小小的挂带厂在常平如雨后春笋般地起来。港商的到来，带来了设备和技术，更是打开了常平人的眼界，看到了创业的路子。
“进过厂的人办挂带厂，亲戚、朋友看到也跟着来。他们选择在村里办厂，因为什么都熟悉，好办事。”姚杨志认为，这种“传帮带”作用，让挂带厂聚集在常平。
“传帮带”的作用，形成了本村人为主的挂带产业。这种“近亲繁殖”，又促成挂带产业有很强的植根性。
还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植根性。姚杨志说，常平没有中心村镇优势，离镇中心也远，工业又少，村民不能享有物业经济，一定程度上推动部分村民走向熟悉的挂带产业。
常平的挂带产业，无法比拟大朗毛织、厚街家具、虎门服装，这些产业均以镇为单位形成完整产业链。常平则以村为点，依然形成了挂带加工的辅料行业。
常平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全村生产总值约5亿元；2016年上半年，生产总值约2.5亿元。其中，挂带产业在2016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约1亿元，有企业38家。
事实上，挂带的应用非常宽泛，常平的产品被用于服装、鞋帽、箱包、玩具、手袋、工艺、汽车、体育用品、医疗器具等领域，为阿迪达斯、耐克等品牌供货。曹先生说，顺发厂的产品被一些大品牌运用，远销东南亚、欧洲市场。
风雨后求变
走渠道发展方式的常平挂带产业，传统加工方式存在现实挑战。
常平的挂带产业，归根到底还是“世界工厂”的一个缩影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是“东莞制造”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“我的挂带厂是1997年成立的，当时开机就有钱赚。”姚惠昌是东莞艺赢挂带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他的工厂也在常平。
艺赢挂带厂是一个小厂，从刚成立时的6个人，发展到现在40多人的规模。对当年的黄金时代，姚惠昌的记忆仍有不低的兴奋度。
曹先生的黄金时代兴奋点在2001年。当时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常平挂带厂迎来了发展的高潮。“加入世贸组织，意味着更加有利于出口，开挂带厂的都对前景很有信心。”现在，顺发挂带厂的内外销比重为3：7。
好景在2008年被阻断，全球金融危机让全球制造业陷入低迷。顺发厂等无一不受到冲击。曹先生说，工厂的订单量一下减少了30%，工人也从最高峰的3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160人。所幸，曹先生有充足的现金流，完全可维持工厂的正常运转。
和常平众多的挂带经营者一样，在危机中寻求出路，也成为曹先生考虑的头等大事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顺发挂带厂主动改变，深加工挂带产品，改良制作工艺，提高附加值，提供半成品给客户。
“比如做鞋带，以前供应伸缩带就行了，后来把加金属扣等环节给做了，挖掘附加值。”曹先生说，这种做法效果不错，赢得新的订单，最终挨过了艰难阶段。
顺发挂带厂等挂带企业的做法，是常平挂带产业在金融危机后谋变的缩影。它们尝试创新生产方式，试图把大环境的冲击减到最小。
挂带产业毕竟还是传统产业，有着传统产业的痛点。姚惠昌近乎诉苦地说，人工、材料等成本一直在增加，做得很累，很多人想不做，但不做又舍不得。
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雨洗礼后，曹先生感慨地说，作为辅料产品行业，挂带产业一向走的是渠道发展，很难形成品牌优势，低端加工的方式没有前途，哪怕迁往更低成本的东南亚。
作为一个有22年经验的挂带人，曹先生望得更远。“我去参加了在上海博览中心举行的行业展会，也去了很多国家考察。未来，工厂争取尽快实现机器的更新换代，向自动化、智能化方向发展”。
现在的常平，有意谋划产业品牌。姚杨志告诉记者，辅料业打造企业品牌很难，但是打响产业品牌对产业发展影响很大，形成品牌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对常平的挂带产业，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乔荣认为，推动挂带村的进一步发展，还要行业协会、常平、企业一起努力，在产业品牌上下功夫。“辅料行业虽然不太景气，但这是一个必要的配套行业，很多行业都需要我们，就是一个永远有前景的产业”。
挂带产业很传统，但是很多产业需要它。经过了风雨洗礼的常平挂带产业，依然不缺机遇，让旧动能不断焕发生机，是它的紧迫课题。
一个没有丰富资源，又偏离镇中心，区位不占优势的小村庄，为何能得到挂带产业的青睐？又是一股什么力量，让挂带企业选择了这片热土？在常平，挂带厂商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让旧动能不断焕发生机。
常平第一家挂带厂的出现看似偶然，却有着时代因素的必然。
常平，这是一个被挂带改变的地方。
从村子北面的东江大道转入常平，没有想象中林立的挂带广告牌或者挂带企业的指路牌。常平党工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姚杨志说，村里的挂带企业比较分散，没有特别集中的区域。
不过，随便走进一条村中的道路，环顾左右，映入眼帘的很可能就是不同的挂带厂名。
2.5平方公里的常平有常住人口2000多人，外来人口2000多人，拥有大小工厂企业63家，工业产品以挂带、电子、五金、塑胶为主。挂带产业，无疑占着不小的分量。常平挂带产业辉煌时，据说有挂带厂五六十家。
曹先生的顺发挂带厂，不论规模还是产值，都在常平名列前茅。他说：“鼎盛时期，顺发挂带厂有300多个工人，一年产值曾有1个亿。”
1988年，初中毕业的曹先生进入莞城的一家挂带厂当学徒。一年后，常平第一家港商和村民合资的企业益兴挂带厂成立，他回来进了厂，5年后带着十几个人，在村里创办了顺发挂带厂。
其实，“挂带村”的产生和姚杨志有关。第一个在村里带头做挂带厂的人，就是他的父亲。
姚杨志的父亲原在香港的挂带厂上班，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东莞的利兴挂带厂、丰盛挂带厂工作过。这些都是东莞早期的挂带厂，姚杨志的父亲参与兴办了丰盛厂。
“他觉得熟悉挂带行业，在外面办厂不如回到家乡来开厂。”姚杨志说，他的父亲后来就在常平跟人合作办起了益兴厂。
常平的第一家挂带厂来得看似偶然的背后，又有着必然的时代因素。
1978年，全国首家“三来一补”工厂——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投产。该厂的投资者张子弥，正是港商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港商选择在东莞投资办厂。
改革开放到了1984年，东莞提出“农村工业化，城乡一体化”的发展目标。后来，就有了创造东莞辉煌的“村村点火，户户冒烟”的发展模式，大大小小的工厂、作坊，进入各镇村的街巷农舍、田头地角。
有了一定资本和技术的姚杨志的父亲，在乡情和政策的召唤下，回常平创业算是水到渠成。
独特的植根性
1994年后，“传帮带”影响下，常平村民创办的各种挂带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1989年成立的益兴厂，成为常平挂带产业的孵化器。
当时，益兴厂招了很多村民，其中就有当学徒归来的曹先生。“我从学徒开始做起，到成立自己的挂带厂时，已经是技术骨干，管理着下面的一群人。”曹先生说。
益兴厂的招工，吸引了很多村民。后来，这些进厂的村民中，部分人继续在常平从事挂带行业，成为了规模不等的挂带厂的老板。
曹先生是第一批开办挂带厂的常平人。他说，1994年之后的时间里，大大小小的挂带厂在常平如雨后春笋般地起来。港商的到来，带来了设备和技术，更是打开了常平人的眼界，看到了创业的路子。
“进过厂的人办挂带厂，亲戚、朋友看到也跟着来。他们选择在村里办厂，因为什么都熟悉，好办事。”姚杨志认为，这种“传帮带”作用，让挂带厂聚集在常平。
“传帮带”的作用，形成了本村人为主的挂带产业。这种“近亲繁殖”，又促成挂带产业有很强的植根性。
还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植根性。姚杨志说，常平没有中心村镇优势，离镇中心也远，工业又少，村民不能享有物业经济，一定程度上推动部分村民走向熟悉的挂带产业。
常平的挂带产业，无法比拟大朗毛织、厚街家具、虎门服装，这些产业均以镇为单位形成完整产业链。常平则以村为点，依然形成了挂带加工的辅料行业。
常平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全村生产总值约5亿元；2016年上半年，生产总值约2.5亿元。其中，挂带产业在2016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约1亿元，有企业38家。
事实上，挂带的应用非常宽泛，常平的产品被用于服装、鞋帽、箱包、玩具、手袋、工艺、汽车、体育用品、医疗器具等领域，为阿迪达斯、耐克等品牌供货。曹先生说，顺发厂的产品被一些大品牌运用，远销东南亚、欧洲市场。
风雨后求变
走渠道发展方式的常平挂带产业，传统加工方式存在现实挑战。
常平的挂带产业，归根到底还是“世界工厂”的一个缩影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是“东莞制造”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。“我的挂带厂是1997年成立的，当时开机就有钱赚。”姚惠昌是东莞艺赢挂带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他的工厂也在常平。
艺赢挂带厂是一个小厂，从刚成立时的6个人，发展到现在40多人的规模。对当年的黄金时代，姚惠昌的记忆仍有不低的兴奋度。
曹先生的黄金时代兴奋点在2001年。当时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常平挂带厂迎来了发展的高潮。“加入世贸组织，意味着更加有利于出口，开挂带厂的都对前景很有信心。”现在，顺发挂带厂的内外销比重为3：7。
好景在2008年被阻断，全球金融危机让全球制造业陷入低迷。顺发厂等无一不受到冲击。曹先生说，工厂的订单量一下减少了30%，工人也从最高峰的3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160人。所幸，曹先生有充足的现金流，完全可维持工厂的正常运转。
和常平众多的挂带经营者一样，在危机中寻求出路，也成为曹先生考虑的头等大事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顺发挂带厂主动改变，深加工挂带产品，改良制作工艺，提高附加值，提供半成品给客户。
“比如做鞋带，以前供应伸缩带就行了，后来把加金属扣等环节给做了，挖掘附加值。”曹先生说，这种做法效果不错，赢得新的订单，最终挨过了艰难阶段。
顺发挂带厂等挂带企业的做法，是常平挂带产业在金融危机后谋变的缩影。它们尝试创新生产方式，试图把大环境的冲击减到最小。
挂带产业毕竟还是传统产业，有着传统产业的痛点。姚惠昌近乎诉苦地说，人工、材料等成本一直在增加，做得很累，很多人想不做，但不做又舍不得。
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雨洗礼后，曹先生感慨地说，作为辅料产品行业，挂带产业一向走的是渠道发展，很难形成品牌优势，低端加工的方式没有前途，哪怕迁往更低成本的东南亚。
作为一个有22年经验的挂带人，曹先生望得更远。“我去参加了在上海博览中心举行的行业展会，也去了很多国家考察。未来，工厂争取尽快实现机器的更新换代，向自动化、智能化方向发展”。
现在的常平，有意谋划产业品牌。姚杨志告诉记者，辅料业打造企业品牌很难，但是打响产业品牌对产业发展影响很大，形成品牌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对常平的挂带产业，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乔荣认为，推动挂带村的进一步发展，还要行业协会、常平、企业一起努力，在产业品牌上下功夫。“辅料行业虽然不太景气，但这是一个必要的配套行业，很多行业都需要我们，就是一个永远有前景的产业”。
挂带产业很传统，但是很多产业需要它。经过了风雨洗礼的常平挂带产业，依然不缺机遇，让旧动能不断焕发生机，是它的紧迫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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